據說01年之前中國作家所以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爲翻譯得不好。畢竟瑞典學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馬悅然一位懂漢語。其他人都要通過翻譯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比如今年讀莫言——翻譯即文本，譯本即莫言。記得作家畢飛宇說過，文學翻譯不同於“文件翻譯”。後者“是一加一等於二的翻譯，文學翻譯是一加一大於二的翻譯，骨子裏是寫作，一種很特殊的寫作。”換言之，“文件翻譯”大體譯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學翻譯更要譯出字面背後的東西，即要譯出文字中潛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體溫、氣味以及節奏和音樂感。而這談何容易。說誇張些，翻譯既可成全一個作家，又可矮化甚至窒息一個作家。在這個意義上，諾獎評審的確不是原作間的PK，而是譯作間的比拼。
今年榮獲諾獎的莫言本人也對翻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認識。二OO三年他在同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對話時說文學翻譯大概有三種可能性。其一是二流作品被一流譯者譯爲一流作品；其二是一流作品被蹩腳的譯者譯成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其三是“一流的小說遇到了一流的翻譯家，那就是天作之合了”。他緊接着說道：“越是對本民族語言產生巨大影響的、越是有個性的作品，大概越是難翻好，除非碰上天才的翻譯家。”
幸運的是，莫言作品的譯者應該都很夠檔次。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數作品的翻譯均出自美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準程度令人信服”。莫言自己對此也有所知曉：“我現在知道我的小說英文版是譯得不錯的。因爲葛浩文在美國是公認的漢學權威，沒有人像他這麼多地翻譯了中國的文學。至於讀者的反應嘛，香港理工大學的劉紹棠教授對我說過：你怎麼碰到葛浩文的？他是最好的。英文版《紅高粱家族》一出版，他就撰文讚賞，說葛浩文的翻譯和莫言的原文是旗鼓相當，《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的出版，是英譯漢語小說的一大盛事。”順便說一句，葛浩文在中國臺灣學過很多年中文，是著名詩人柳亞子之子柳元忌的研究生，其夫人是中國人。莫言說“他的漢語甚至比我都好”。除了《紅高粱家族》，葛浩文還翻譯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等作品。作爲法譯本，杜特萊翻譯的《酒國》得了法國的外國文學獎，該獎的對象是當年度一本最好的翻譯小說。評論家欒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寫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閱讀市場，莫言作品的翻譯無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準的。而這，也令衆多當代作家羨慕不已。”
尤其幸運的是，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等小說譯成了瑞典學院十八位評委無疑最熟悉的瑞典語，譯者是漢學家陳安娜。甚至馬悅然也親自上陣，應諾貝爾委員會之邀翻譯了《透明的紅蘿蔔》等短篇小說和若幹散文。衆所周知，馬悅然不僅是瑞典學院的院士和評委，而且是聲譽頗高的翻譯家，其譯文質量自然可以信賴。總之，莫言有幸獲諾獎，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他的作品有幸得到好的翻譯家。翻譯功莫大焉。說白了，假如沒有好的翻譯，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撈到諾獎。翻譯絕非林語堂所說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絲襪，絲襪再好，曲線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諾獎評審而言，翻譯即大腿，即曲線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譯或翻譯以外的部分。那部分是什麼呢？竊以爲就是懺悔和救贖意識，這是其作品的靈魂。靈魂是不需要翻譯的。
年紀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間和那以前有“家庭成份”之說，農村人一般分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四種。中農又多分出下中農、上中農兩種。下中農是依靠對象，是革命主體，同貧農合稱爲貧下中農。莫言的“家庭成分”爲富裕中農，應該就是上中農，屬當時“團結、爭取”的對象。而且，既然莫言曾經參軍，那麼肯定不會是地主或富農成份。但他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卻爲地主喊冤——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地主西門鬧認爲自己有地產而無罪惡，死後在陰曹地府儘管受盡酷刑，但仍不屈不撓地喊冤叫屈。這意味着，作爲非地主階級出身的作者超越了自己的階級屬性，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對靈魂的拷問和懺悔。實際上莫言也有這樣的自覺：“我甚至認爲作家這個職業應該是超階級的，儘管你在社會當中屬於某個階層，但在寫作時你應該努力做到超階級。你要努力去憐憫所有的人，發現所有人的優點和缺點。中國缺少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家，多半是因爲我們沒有憐憫意識和懺悔意識。我們在掩蓋靈魂深處的很多東西。”
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爲鄉村婦科醫生，曾給一萬多個嬰兒接生，是守護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時又爲了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給無數孕婦強行引產，“毀掉兩千八百個孩子”，甚至造成過“一屍兩命”的悲劇。那些被引掉的嬰兒和死去的孕婦後來化作無數青蛙向“姑姑”復仇：“它們波浪般湧上來，它們憤怒地鳴叫着從四面八方湧上來，把她團團圍住。”“姑姑”最終嫁給了擅長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姑姑將手中的泥娃娃，放置在最後一個空格裏。然後，退一步，在房間正中的一個小小的供桌前，點燃了三炷香，跪下，雙手合掌，口中唸唸有詞”——顯而易見，“姑姑”超越了自己的職業屬性和體制屬性，渴望通過供奉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獲得靈魂救贖。
莫言在《捍衛長篇的尊嚴》這篇《蛙》代序言中明確表示：“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己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纔是真正的悲劇，纔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纔是真正的大悲憫。”毋庸置疑，這種大悲憫乃是出於一種強烈的懺悔意識。
應該指出，懺悔意識和靈魂救贖自覺正是很多國人所缺少的。大多情況下我們更傾向於委過於人、委過於體制、委過於歷史和文化傳統。而莫言拒絕這樣做。就憑這一點，他就有足夠的資格進入世界級文學家的行列。瑞典學院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認爲：“藉助魔幻現實主義與現實以及歷史與社會視角的融合，莫言創造了一個世界，所呈現的複雜程度令人聯想起威廉·福克納和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應可視爲莫言獲獎的主要原因。但我以爲，深層次的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這兩個融合所催生的上述對主流價值觀、對世俗的超越性和對個體靈魂的懺悔與救贖意識。此外原因還應該有其文體中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紅蘿蔔》中這樣形容喫高粱麪餅子時的生產隊長：“只有兩個腮幫子像秋田裏搬運糧草的老田鼠一樣飽滿地鼓着”。不僅如此，莫言作品中那天馬行空無可抑勒的文學想像力，那長風出谷驚濤裂岸的敘事氣勢，那山重水複波譎雲詭的語言風格，尤其文本中大跨度運行的撼人魂魄的思想力量以及思想背後湧動的對中國充滿悖論的國民性和現代性命運的憂思和關切之情，都不能不讓讀者受到感染和爲之動容。想必評委也很難例外，畢竟評委首先是讀者。
（01.10.19）（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