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興起的原因
在過去，民教衝突這一塊兒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隨着“*”的結束，意識形態在學術研究中的影響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義和團的人開始將研究視野轉向了文化衝突，這是八十年代以後興起的對義和團的一種新解釋。今天我們來看，文化衝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戲，等等。但是這種文化衝突明顯是被後來的研究者誇大了，因爲我們可以看到，儘管當時發生民教衝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時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無事的。基督教的進入，並沒有能力在地方上強迫百姓信教，或者強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麼不能信什麼，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謂的西方文化霸權，的確存在。但是，這種霸權並不能強制中國人信教。而且我們還知道，中國人對於文化一直都有比較強的包容心態，表現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國人對於宗教沒有特別的信賴，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虔誠，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種神靈體系在中國人看來可能都是他處理世俗問題的助力，可以來幫他忙的。你靈，我就信你；你不靈，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個神或少信一個神，對他們來說是無所謂的。在中國人眼裏，各種神靈或者宗教信仰體系的區別和邊界向來是不清楚的，他們也不願意分清楚，他們所在乎的，只是這些神靈是不是夠厲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爲有着這樣一種實用理性的心理，他們對外來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強的。
我曾經研究過很多的教案案例，發現在大多數時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實是能夠和諧相處、相安無事的。某些時候彼此之間還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裏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們可能就會去找傳教士來搞個驅魔儀式，藉助他們那個神來作作法，解決現實問題。對中國人而言，這個很常見啊，只要他覺得你那個神很靈驗，就會求上門來，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這玩意兒厲害就成。因此，當時老百姓和教會並非一直處在你死我活的狀態，當時中國對基督教有較爲強烈排斥情緒的，主要是那些儒學正統觀念很強、道學氣特別重的地方士紳，至於一般的士紳和普通老百姓，其實他們的觀念是很含混的。而這些衛道氣很濃的紳士，對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況是純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這種人其實不多，我們的傳統文化在宋以後基本就實現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說，義和團之前的中西文化衝突被我們的研究者過度渲染了，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熱”興起後更是如此。
在翻閱當時的教案卷宗時，我發現了一個傾向：官方從一開始就有意地製造或者說挑起一般民衆對傳教士的敵意，很多官司的審理過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講過，基督教既沒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會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藥，更不會在瘟疫發作期間到水井裏下藥，而做彌撒的時候肯定不會就是羣體*。但是當民衆以這樣一些罪名將教會告到衙門以後，主審的官員卻一直含糊其辭。民方不管在這場官司中是勝還是敗，他們從來都無法從官府那裏得到一個權威的、正確的解答。他們實在無法想明白，爲什麼基督教這麼滅絕人性，這麼荒淫無恥，我們居然還告不贏它！最後口耳相傳的解釋就是，這些洋人太厲害了，他們可以不講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衆和教會之間的仇怨就會增加幾分，本來相安無事的人，後來因爲官司槓上了，然後就逐漸變得勢同水火。官府這邊基本沒有人主動作出過引導性的解釋，在每一場官司中，官府一上來都是偏袒民方，實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預、外國炮艦來威脅或上級來指示的時候，他們才把案情翻過來，最後宣佈民方敗訴。幾乎每一個案例都是這樣審下來的，非常荒唐。也就是說，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間的勢力來抵制外國宗教文化的進入，因爲公開打壓傳教士是不行的，條約裏面都有清楚的規定，而且中國是弱國，沒法公開壓制他們的傳教活動，於是官方只有藉助民間的力量進行阻擋。所以說，民教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摻雜着官方縱容的背景。
當然，官方的縱容仍然只是一個潛在因素，如果沒有戊戌之後中國整個政治上的反動，那麼這次義和團運動也鬧不起來，因爲民教衝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後來之所以這些分散的勢力被聚合成一種力量，很大程度上是與清朝政策的改變有關。當然，這個事情發端在山東，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戰爭之後，西方列強確實動了瓜分中國的野心，其中第一個下手的就是德國，德國人非常蠻橫地佔領了膠州灣，然後還修了膠濟鐵路。這一舉措就更加激化了山東一帶的民教衝突。
我們知道，像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運動，它出現在山東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源頭。主角是誰？最先乾的是誰？是本明和尚還是趙三多，還是大刀會？其實他們都有可能第一個喫螃蟹，都有可能參與挑起民教衝突，攻擊教士、洋人等的武裝或半武裝的羣體性行爲。像大刀會這樣半拳半匪的組織，以及一些神拳組織，都有可能參與過最初的義和團的行動。按道理說，民間出現這樣一些組織，官府是會鎮壓的，但是後來政治向後轉時，有些人認爲，這個時候應該要藉助一下民氣。老百姓反洋人，我們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動的時候呢，跟洋人還比較親近，因爲洋人是老師，傳教士是老師。變成敵人後呢，洋人的面目就越來越可憎。有的守舊官僚想，我們和民衆都反洋人，那麼民衆就應該是我們的朋友。而最高領導西太後，這個時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對她步步緊逼：第一，不許她廢光緒；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爲不肯退位才發動了政變，怎麼可能會主動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個反抗之道，但國家的軍隊都朽不能用，新軍初建，力量還很薄弱，這個時候下面有人遞上摺子，說民氣可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後的心思。
此外，我前面也講過，民間長期流傳着一個神話，也就是說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這樣一個所謂的循環神話，在當時對西太後也有一定的影響。所以她的態度就非常猶豫，而她的態度一猶豫，下面就難以控制，地方官難以掌握分寸，就不好辦事，義和團也就很快發展起來。而就在此時，這幫人開始出現統一化的傾向，這個傾向倒不是說圍繞着一個固定的領導開始聚合，而是說這種傳播模式差不多成型，這樣擴展起來就十分容易。本來還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動，但不久之後，許多地方上有勢力的士紳也都加入。
義和團的特點
義和拳，或者說後來的義和團之所以能夠吸引人去追隨，在於他們有一套能夠忽悠人的本事。中國人就是這樣，無論宗教也罷，氣功也罷，必須得有點本事能夠馬上露兩手，這樣民衆才肯信。以前佛教傳入中國時，僧人是露了幾手法術把人鎮住，然後纔開始有人信的。基督教來時，很多傳教士都是醫生，他能夠治病。而義和團就演練刀槍不入，這個也是能夠讓老百姓看到的、眼見爲實的法術。刀槍不入是需要演練的，當時開壇的時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練，通過演練，讓老百姓知道。今天看來，當時的刀槍不入的確挺複雜的，在某種程度上，它就像一種氣功，但又並不是單純的氣功，它糅雜了許多民間表演技術，比如變戲法什麼的。演練的時候，團民們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個白印，很唬人的。
拳民上法，進入狀態，那麼這些人就會變成特定的歷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間教門的信徒想變成神靈，一般是由師傅帶進去的。但是現在的拳民要想變成神靈，一般不用師傅帶，只需從師傅那兒學會怎麼進入狀態，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變成各種神靈。這些神靈一般不是來自某種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來自民間的小說戲劇人物，甚至可以說，幾乎全是小說人物，比如《三國》裏頭的關張趙馬，《西遊記》裏頭的悟空八戒等。當時出現孫悟空的頻率跟出現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農民喜歡當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後學八戒狀，比如拱地啊，翻跟頭啊，各種動作都能做出來。當然，還有的是什麼黃天霸、黃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楊家將什麼的，不一而足。只要當時曾在戲曲小說裏出現過的英雄人物，都會成爲拳民們希望比附的神靈。我曾經統計過，比如三國人物，團民喜歡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漢，也就是劉備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將一個都沒有，甚至連吳國的人物，周瑜、黃蓋之類的大將都沒有。這就說明團民的選擇都有一定的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後，就會刻意強調自己的正統性。我們知道，在民間流傳的《三國演義》之中，蜀漢是正統，而這種正統敘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雖然就具體的歷史情境來說，曹魏正統可能更合理一點，但那是歷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說和戲劇裏的說法。此外，當時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會說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爲武松在山東是一個很特殊的角色。在山東快書裏，水滸其實講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總之，除了武松，在當時基本沒有什麼反叛性人物出場，因爲他們自認爲都是忠臣，要扶清滅洋。所以，他們一方面延續了正統，一方面還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另一個問題，我們很多研究者都認爲義和團是由白蓮教的支脈傳續過來的。他們始終無法解釋，爲何義和團的勢力進入北京以後，特別熱衷於抓白蓮教。雖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蓮教沒什麼聯繫，但義和團似乎是想通過這一舉動證明它和白蓮教沒什麼瓜葛，雖然他們拿出來騙人的那些法術可能跟白蓮教有一定的淵源，但他們從不認爲自己是白蓮教，而且一直堅信白蓮教是反動組織，自認爲肩負着要幫助朝廷消滅白蓮教的使命，以此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對於義和團而言，這些原本無意識的東西多了以後，這個組織本身附着上許多的政治傾向，並隨着歷史發展逐漸暴露出來。
有宗教性質的民間團體藉助氣功的魅力來進行傳播，這種方式在中國真的是一種文化特色。義和團搞過一次，後來紅槍會又搞了一次，它們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個階段的老師都不太一樣。義和團的法術都是由老師來傳播，當時這些老師走村串巷，在一個地方傳完了，就到下一個地方。義和團組織中的領袖是大師兄，就是每個壇的負責人，而老師就是負責傳法術的，也就是類似於我們後來說的那些氣功大師。但他們傳授的是真正的氣功嗎？他們真的熱衷於幹這種事情嗎？其實也不一定。一般來說，幹這種事的人，都懷揣一些現實的經濟目的，他傳授神功並不是自傳。傳完之後呢，會有一部分人聲稱產生許多奇異的感覺，還有一些人沒有特別的感受，但會裝瘋魔，這種情況在壇口的演練中是非常常見的。義和團更多的行爲不是去直接和教會發生衝突，他們在平時就是喜歡這麼折騰，同時也通過這種形式動員更多的人蔘加。
到了一定程度以後，西太後就覺得這些人是義民了，經過親信大臣的“實地考察”，也相信他們真的有刀槍不入的法術了。這時候，團民就更加瘋狂，進入瘋狂狀態以後，這個事情就變得很費解。他們居然開始公開表演這類所謂的刀槍不入法術，他們不再玩以前那些騙人的小把戲，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夠刀槍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槍往身上打。這種事發生過很多次，每次實驗的結果，就是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槍哐的一聲，在身上打出個大洞。還有些人瘋瘋癲癲地跑到清軍的軍營門前，要清軍拿洋槍測試他們刀槍不入的法術，對方告訴他別打了，但他非要堅持，結果打一槍，人也就死了。到了戰場，真的跟洋兵打的時候，比如進北京後要攻打使館區和教堂時，人家那邊有槍，而且還真的往這邊放槍，這個時候就是刀槍皆入了——一掃一大排，然後後面的就嘩嘩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衝在最前面的人，他們的勇敢其實都是建立在這種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後面的人對這種神功可能只是將信將疑的，見到前面的人倒了，他們自然也就都跑了。
這玩意兒不是挺厲害的嗎，怎麼還是沒用呢？這個時候，義和團就開始編出其他的解釋了。第一個，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說，我的法術需要你們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麼配合呢？要想讓我們把洋人的槍炮閉住，你們就得先把自家的煙囪，用紅紙蓋上，而且得聽義和團的號令，在某個時刻一起蓋上。當時北京天津天天折騰這個事兒，老百姓聽到義和團的號令就上房蓋煙囪，真的是不勝其擾。還有就是要求義和團在和洋人交戰時，婦女不能梳妝打扮，出來時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須披頭散髮，不能洗臉，不能梳頭，裹腳的出來時要放腳。義和團又說，洋人也有功夫，義和團的法術挺厲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爲頭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覺，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這個也會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沒睡啊，所以這個解釋很快也被放棄。義和團又進一步說對方很厲害，因爲洋人的每一門炮上都騎着一個裸體女人，這樣就可以破除義和團的法術。還有一種說法，是說西什庫教堂的主教法國人樊國樑有種法術，他揮舞着一個用女人陰毛編織成的“旄頭”在指揮，而且西什庫的圍牆上貼了好些女人的*，險惡的洋人用女人的下體破了義和團的神功，所以義和團敗給了洋兵。義和團仍堅稱自己有破解的招數，他們認爲要以毒攻毒，以陰制陰，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於是天津的義和團請出了黃蓮聖母。現在很多電視劇把紅燈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實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沒有紅燈照這個組織，紅燈照就是一個傳說，傳說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飛昇，到處放火。而黃蓮聖母其實就是一個船妓，爲什麼會把一個船妓奉爲聖母呢？因爲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當時他們就想找一個最髒的妓女以毒攻毒，你們洋人那邊搞女人，我們這邊也搞一個，而且更髒，找這種最髒的來跟你對抗。中國封建傳統都認爲女人是不潔的，妓女就更不乾淨。黃蓮聖母之所以存在，其實就是基於這種傳言，她是要作爲一種象徵來跟洋人對抗的。但是後來的研究者更荒唐，爲了配合意識形態的說教，硬是把黃蓮聖母的橫空出世解釋爲婦女解放，這唱的是哪一齣啊！義和團對女性其實抱有極端的歧視，捧出“聖母”，不過是爲了利用。天津是黃蓮聖母，北京是金刀聖母，但是都沒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體的想象來建功立業，這肯定是沒用的妄想。
其實，好多義和團的法術都是蒙人的。什麼望空一揮手，然後前方一片地就全着火了，其實，義和團早就派人去澆好洋油了，然後這邊煞有介事地作法，扔根劃着的火柴棒過去，然後就真着了。這種破事兒在今天肯定大家都看得穿，但在當時確實把很多人都蒙了。然而，一旦真正和洋人對陣，這些鬼把戲就都不中用。所以後來八國聯軍來攻城時，西太後已經明白，她自己被義和團蒙了，卻已經騎虎難下，所以後來就嘗試着和解。我們後來的研究者又抓住這個大做文章，說爲什麼義和團打不下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呢，因爲西太後在後方變招了，往使館裏送西瓜、冰塊和食物了。其實是因爲西太後已經知道義和團不行了，只能趕快給自己留點後路。但是，此時已經晚了，西方國家的大軍已經出動，他們不可能再善罷甘休的。
關於西太後，且不論政治立場如何，她其實一直是個很明智的統治者。但她有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在國家利益和個人權位之間，總是選擇個人權位。最初她選擇義和團，其實也是無奈之舉。她自己也明白，支持這樣起自民間的羣體來折騰，後患無窮。的確，義和團進京後，全城都亂套了，各處的衙門都被義和團佔領了，而義和團實際上成了端親王載漪這樣一些頑固派的工具——載漪等人想藉着義和團的力量來整肅政敵，看誰不爽，就派義和團去整誰。西太後也不是不知道這些亂民進了北京會是怎樣的局面，但她太想保住她的權位了，火燒眉毛了，以後再說吧，現在只能顧眼前。在抵制洋人和維持秩序之間，她選擇了前者。但是，最後才發現這些拳民根本抵抗不了洋人，他們在見識了洋槍洋炮的厲害，發現所謂的神功根本不管用之後，就如鳥獸散了。西太後的選擇，背後也有朝廷頑固派的支持，當初戊戌政變就有他們的運作，此時他們就更活躍了。頑固派儘管落後保守，而且頭腦冬烘，但代表了中國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一股勢力，他們抗拒西方，不肯進入西方的世界。最初，他們的武器還是仁義忠信，覺得這東西可以作爲幹戈舟楫。可是，此時他們知道孔夫子的家底已經不行了，只能乞靈於民間的法寶，民間的勇氣。
這種民衆的抵抗真的就是一種神話。一些人喜歡質問這一塊的歷史研究者：你到底站在義和團這邊，還是八國聯軍這邊？其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不是要挑邊站，批評義和團，決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國聯軍。但是八國聯軍是怎麼來的呢？我們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義情結來看問題。如果你威脅到了人家的使館，那麼人家更會出兵了。其實當時西方對於中國發生這樣的問題是很震驚的，當時歐洲兩大陣營已經開始形成，正積極備戰，他們作出聯合出兵的選擇，難免有些尷尬和無奈。他們想不到，中國一直向西方學習，到這個時候會突然來了個大倒退。所以說，上面那個問題本身就是很荒唐的。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真的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選擇麼？這個選擇題本身就有問題。
東南互保
所以說，到了義和團運動後期，清政府已經出現了很大的混亂局面，而就在這個時候，“東南互保”出現了。我們過去對東南互保評價很低，認爲是一幫投降派督撫沒有執行中央的命令。現在感覺研究有些解凍，對東南互保的評價稍微高了一點，至少史學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對此，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爲什麼這些督撫會有這樣的舉措，他們爲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撫跟外國決裂，這些督撫卻繼續跟外國合作，你要殺教民我不殺，你要打教堂我不打。東南互保其實不僅僅侷限於東南，袁世凱到山東擔任巡撫以後，也加入了這一體系。也就是說，只要地方督撫有一點開明跡象，他就會加入這一陣營。畢竟洋務運動搞了那麼長的時間，國家還是培養出了一批相對理性的官僚，儘管他們可能也對西方國家沒什麼好感，但他們都知道義和團只是一幫烏合之衆。劉坤一和張之洞是東南互保的最初發起者，但這個發起的背後其實是受到了一幫地方紳商的鼓動。這幫紳商最早有這個動議，並且在西方領事和地方督撫之間穿針引線，各方聯絡。地方督撫既有相當的空間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從旁協助。我們講過，曾左李以降，督撫專權，地方勢力崛起，他們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實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僅僅是地方督撫的崛起，還有地方士紳的崛起，特別是太平天國以後，他們的勢力也逐漸壯大。這一時期已經到了可以影響地方督撫的程度，比如像趙鳳昌這些人就是在背後東奔西走、穿針引線，最後還真就把這事兒搞成了。到後來，東南互保的範圍越來越大，事實上保護了中國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當時據說有人給張之洞起草奏摺，稱自己不願意執行朝廷的命令，開始是說“臣待罪東南，不敢奉詔”。後來張之洞想嚇唬一下這個西太後，把奏摺改成了“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詔”。當然這個是傳言了，但這個故事反映出東南士紳們的抗命心態。後來西太後跑到西安以後，其實也肯定了張之洞、劉坤一等人的行動，認爲他們做得對。也就是說，西太後在下罪己詔的時候，其實不僅真正地認了錯兒，還對這些人表達了感謝。我們還必須知道，雖然西太後到了西安，但這些抗命提出東南互保的地方督撫們仍然支持她。本來八國聯軍進入中國後，首先希望懲處的人就是西太後，但等他們打進北京城以後才發現，包括參與東南互保的各地督撫依然維護西太後的地位，所以他們只能改變主意，最終把她從黑名單上剔除了。
從東南互保這一事實其實也能看出，義和團並沒有多大的力量。我們知道，山東是義和團的發祥地和大本營，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東人，而且這裏民風強悍，習武的人本來就很多，所以真會兩下子的練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凱被派往山東當巡撫後，很快就把這些拳民勢力清理乾淨了，而且他的鎮壓還是發生在西太後稱讚義和團是“義民”的情況下。袁世凱要麼把拳民就地遣散，要麼就讓他們上前線，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誰敢待在山東他就剿滅誰，結果，就整乾淨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滅義和團的話，其實並不難，它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力量。我們過去研究義和團，研究農民起義時，總有一種不好的導向，就是一種機械的羣衆史觀，認爲人民的力量是強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沒有人敢輕視人民的力量。的確，我們現在也不能輕視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發揮出來，必須要通過一系列的機制，靠義和團這樣的低效能組織是沒戲的。每次農民起義能夠成事，一般都是由於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國起義；而武裝羣體之所以能夠成事，在於這一羣體中有熟練的武裝人員的加入，比如明末陝北的起義，就是因爲裹挾了大量勁悍的邊軍戍卒。農民揭竿起事必須要具備一些條件，不能不講條件地認爲他們都很厲害。而像義和團這樣的自發性組織，當時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我曾經看到過一些材料，義和團成員並不像費正清考察的那樣，排斥洋槍洋炮，他們曾經去搶清軍的槍炮，而且也搶來一部分了，但是都不會用，偶爾用一下，又覺得槍炮的聲音太響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戰場指揮還好，但是他們都只會點氣功，對這些現代的作戰方式一竅不通，所以沒辦法成事。
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這場戰爭之後，中國的結局是很悲慘的，簽訂了《辛丑條約》。而且，籤這個條約還得等李鴻章來，西方人只願意和李鴻章談，中國這邊也只能派出李鴻章來談。北京城裏的旗人在此前是很希望義和團鬧的，然而他們同時也表現出了很強的對於侵略者的歸順態度。庚子以後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他們的確對敵人非常歸順。有一個英國記者曾經描述了戰亂之後北京城的境況，他寫道，一個旗人貴族在戰後居然找到他，要把他們家最漂亮的一個女孩兒送給他，希望這個英國記者能夠保護這個大家庭。由此可以想象，當時的旗人貴族對佔領軍的恐懼以及由此生出的歸順心態有多重。還有很多人拼命地去找洋文書，現學現用，用洋文寫上一些小旗插在家門口。如果家處英佔區，就用英文寫“大英國順民”，如果是日佔區，就用日文寫“大日本國順民”。這個真的一點兒都不誇張。
這個時候，旗人們像大旱盼雲霓一樣盼着李鴻章北來，以前罵他罵得最兇的，比如罵他是賣國賊的人現在都希望他來。李鴻章幸虧是在義和團鬧得最亂的時候離開了北京，否則義和團鬧起來的時候，估計西太後也保不住他。西太後還算是有一點良知的，她的報恩思想特別重，從來都不處罰那些中興名臣，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包括像李鴻章被人罵得那樣狠，最後還是被派到兩廣當總督去了，爲了避禍。西太後的這一做法還是埋了伏筆，可能就是想着一旦鬧砸了，到時候還能讓李鴻章出來收拾亂攤子。甲午以後，李鴻章一直被罵，他的壓力也是一直很大的。但在這個時候，李鴻章真的不負衆望，來了，來主持對西方國家的談判。
這次談判談得很艱難，就跟甲午戰爭後去跟日本人談《馬關條約》一樣，其實李鴻章是沒有什麼本錢的，不過，至少他沒有讓西太後進一步受窘。但是，《辛丑條約》簽訂以後，中國作爲一個主權國家的象徵，基本是所剩無幾了。第一，使館區可以駐兵。我們不要以爲之前使館就能駐兵的，其實以前一直不能。可能有人會問，爲什麼鬧義和團的時候，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裏有正規軍的士兵呢？那是因爲西方各國看到義和團鬧起來以後，覺得安全受到了威脅，就臨時派進去了少部分軍隊。第二次再往裏派軍，就是西摩爾聯軍，但他們當時沒有到達使館區，因爲途中被清軍阻截了。所以，此前西方國家的確在使館區沒有駐軍的權力。就跟現在國際公法規定的一樣，甲國在乙國的使館，所在土地的主權仍應是屬於乙國的，只是使用權讓渡給了甲國，而且乙國不能隨便進入，以示對甲國國家主權的尊重。另外，保衛工作主要是由乙國提供，但甲國也能夠派出一定名額的非現役的安全人員保護使館工作人員的安全。但當時中國怎麼可能提供得了保衛呢？當時攻打使館區的除了義和團，主要就是清軍了。所以，西方國家提出了駐兵要求。這一規定後來使得西方國家的使館區成爲標準的軍事佔領區了，使館地界屬於你國領土和你國在這裏駐軍，這是不同的概念。第二，從天津到山海關一線，外國軍隊可以駐紮。天津大沽炮臺被全部毀掉，天津作爲北京城的門戶，自此一線洞開，中國軍隊不得在此駐紮。後來北洋軍只能以警察的名義駐紮在那兒。所以，天津警察在當時是很厲害的，他們雖然穿着警察制服，卻都是正規軍隊。後來張勳復辟，段祺瑞準備在馬廠誓師時，第一件事就是把警察局佔了，把警察都招呼過來，這些警察就是兵。我們還可以想想，爲什麼後來盧溝橋事變發生在盧溝橋，不是山海關，就是因爲日本在這個地方是可以合法駐軍的。
最後就是老一套的賠款了。但這次賠款與以前不同，它是專門懲罰和侮辱中國人的——你四億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賠一兩銀子，然後西方國家按照義和團運動期間各國損失的大小和各國出兵多少進行分攤。當時的中國，歲入剛剛接近一億兩，經過這種大亂以後，已經極其殘破了，戶部銀庫也被八國聯軍搶了。這麼多銀子，怎麼賠？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關稅和鹽稅，都抵押了出去。不僅如此，各省也有各自的賠款，特別是那些殺教民和殺洋人比較多的省，賠款數額也是巨大。但在此期間也有亮點，就是當時的新教傳教士，主要是美國的新教傳教士，他們一直在各國之間進行斡旋，對幫助中國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的努力主要在於：第一，要求列強不能懲罰所有的中國人；第二，認爲應該對中國人進行教育，而不是單純的懲罰；第三，鼓動各國儘可能地減少中國各省需要負擔的賠款。儘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亂期間也遭受了殘害，但新教教會基本都放棄了賠款要求。相反，他們還在各國國內組織了很多捐款，以救濟品的名義送到中國遭受兵災的各個地方。所以，義和團之後，新教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中間得分很高，國人對它的印象很好。後來美國第一個退還庚款，這個其實也是新教傳教士推動的。
但是，這個退款不能直接退給中國政府，於是美國人就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中國政府把賠款撥給美國，美國再把錢撥還給基金會，然後專門培訓中國人到美國留學，每年一百來人。庚子賠款生其實生活都挺優裕的，因爲這些錢都由基金會撥付。到民國時期，退還庚款已經發展成爲一個運動，不僅美國退，其他各國也都在退，那個時候成立了許多諸如中法大學、中英大學之類的高等教育學府，這些都是用退還的庚款辦的。但是各國之間，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很實在，有的退得一點也不實在。最不實在的就是日本，日本退還的庚款全都給了那些在華的跟日本有關的團體，而這些團體都是爲日本人辦事的。所以，其實日本人退來退去，還是退到了自己頭上，但從名義上講，它也退了。庚款退得最徹底的是美國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錢沒要，據說現在基金會還在運作，只不過退回的錢都是給臺灣新竹的那個清華大學，不往我們這裏退。當然，這中間也有好多的陳年舊賬，因爲很多美國人資助的教會大學，比如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後來都被無條件沒收了。
還有個大問題需要我們正視。評價義和團的功績時，我們常常說義和團粉碎了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美夢。這話從哪裏來的呢？是八國聯軍主帥瓦德西說的。瓦德西稱，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足夠的國力和財力去統治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的這個國家。瓦德西確實是這樣說了，但是我從瓦德西的日記裏真的看不出他對中國人有什麼尊重之處，他還是很看不起中國的。但是，爲什麼經此一役之後，十一國列強並沒有把中國徹底瓜分了呢？我覺得這的確是個問題，但在解釋這個問題時不能以此誇大義和團的作用。因爲西方國家本身就有多面性，這個多面性在很多時候都會折射出不同的統治策略。一方面，他們的確不希望中國好，對他們而言，讓中國保持孱弱更便於掠奪和奴役。列強掠奪中國、盤剝中國，這是事實。但是，西方國家一直在進步，到義和團的時候，西方國家整體的文明水平已經相當進步了，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已經相繼出現，在第二國際建成之前，工人運動的發展其實就是文明進步的一部分。這個時候，西方國家國內的許多政治家已經開始對以往的殖民政策進行反思和批判，處理國家間事務時的道德水準跟以往已經不一樣了，*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個大國到這個時候並不時髦了。
其次，雖然說德國人瓦德西是八國聯軍的主帥，但是德國的實力畢竟不濟，只不過因爲它在義和團運動中受損最厲害（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了），自認爲最冤，故而選德國人做統帥。其實當時出兵最多的，一個是俄國，一個是日本。美國出兵也不少，但是，美國人相對扮演了一個文明的角色，美國在此時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對以往的殖民政策是一種反動。當然，你們也可以解釋成，因爲此時美國經濟實力最強大，門戶開放可以使它不通過佔領其他國家任何一塊土地就能獲取利益。但客觀上來講，美國的政策確實比殖民主義更文明一點。
而出兵最多的俄國和日本則是各懷鬼胎，不久以後就發生了日俄戰爭，它們是中國的近鄰，對中國有強烈的領土野心，所以彼此有激烈的競爭。只不過日本人當時表現得比較文明，佔領之後也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業，比如修築公廁，還就此制定各種規章，比如不允許隨地大小便等。之前的北京城從來都是污水橫流，也沒有下水道，只有一條大溝，這溝是由滿人管理，但滿人又不幹事，每年只清理一次，總之是一塌糊塗。這個改觀就是從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開始的，後來新政接上這個茬，開始置辦警察和公共衛生系統，北京人這個時候才懂得了不能隨地大小便的道理。日本在中國的佔領裝出了文明的傾向，所以後來在日俄戰爭中，中國的輿論大都是站在日本那邊的。（未完待續）